“中企为我们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财政权力配置有自身对权力的政治分工和权力制约规则，财、人、事的合力决定着其他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其实效。

这种内在于行政过程之内的实际制约，突破了前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传统行政法治技术的内在局限，实质地减轻了对风险规制者滥用规制权力的担忧。风险预防原则中要求的预防措施，针对的是因果关系不明确、时间距离通常极其遥远、破坏范围和程度不可预测、很可能根本无法补救的威胁。

[55] 在理论和实践上，政府更有可能获得关于事件和论题的更广泛的知识。立法机关对行政活动的事后监督数量和范围极有限并且其中个案监督实践在理论上颇有争议。1987年国际北海大会通过的《北海宣言》规定：为防止北海遭受危险物质可能的损害，预防的方法是必要的，可以要求采取行动控制这种物质的投放，甚至在绝对清楚的科学证据证实因果关系之前。[16]总体而言，相比十九世纪消极角色，当代国家仍是管制国家，当代政府仍是较大的政府。05年毕业后任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教师。

《行政法》（第一卷）P352 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曾有判例明确指出，法院不可因认为行政之风险调查、风险评估有瑕疵而试图代之以自己调查的证据。归根结底，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理念之间紧张的关键在于：传统行政法治理念中，典型的行政活动是将抽象规范涵摄到具体事实的执法过程，这一过程中的规范，是既定的规范。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64-165页。

针对此一困难，本着安全胜过后悔（better safe than sorry）的精神，各种版本的风险预防原则都普遍地减轻了规制机关的举证责任：从危害被证明之前不得限制特定活动的进行，转向危害未得到充分证明之前亦可限制特定活动的进行。就风险规制来说，这显然是极为重要的优势。于是，问题就成为：如何平衡兼顾风险规制的现实需要与行政法治的规范要求。即使是民众中的特殊人群，即专家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了解也只限于特定的专业领域，对超出自己专业领域的部分，专家与一般民众一样无知。

如何以法律手段防控各类风险也由此成为摆在各国立法者、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实务者面前的重要课题。[19] 参见：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载《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但是，就此得出风险防范已经超出了规范先定技术适用范围的结论，是太快了。所以，规范先定和事后监督这两类传统行政法治技术之内，对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内在紧张的平衡，也只能是有限的。[21][22] Elizabeth Fisher, Risk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Hart Publishing, 2007 P.44-46.[23] Sunstein举转基因食品和地面臭氧等实例说明，在有些情形下，不仅实施管制违反风险预防原则，甚至不实施管制也违反了风险预防原则。[5] Philippe Sand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66[6] 首次在国际条约层面明确认可风险预防原则的是1982年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主张如果未能完全了解可能的不利影响，活动就不得进行。

却存在视域盲点，即对风险规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欠缺整体把握与宏观视野，无法充分理解风险防范作为目的和任务进入行政法规范体系这一转变本身的重大意义。只有那些的确超出现有科技和知识水平的风险活动，才属于可以适用风险预防原则修正行政法治传统要求的风险规制活动。然而，研究表明，[2]无论是古代罗马还是传统中国， 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3]古人用运气、命运、天意或神意之类语词表达现代人所谓的风险——人类并不自以为可以掌控命运，但自以为可以管理风险。同时，政府对其管制范围内的事项，具有系统化的知识，而这可能是公众、专家所缺乏的。

另外，对风险防范具有规范作用的法律原则，虽然很可能因含义过于宽泛而难于成为事后监督中评断风险防范形式合法性的标准，却可以充当判断风险防范中行政裁量合理性的依据。[36] 关于有组织不负责任，请看：[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第35页。

就此而言，可以说，参与型行政能够有效地缓解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的前述紧张。参与型行政，以行政公开为前提，以非政府主体对行政决定的做出和实现发挥影响作用为实质内容。

所以，将未来引入现在的必然结果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再存在什么绝对的安全。（三）风险规制的民主化参与型行政与软法之治的共性是：在传统上由政府垄断的行政活动中，引入了非政府主体。然而，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的紧张并不因此种策略性转移而消失。也包括行政复议、行政监察等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但是，从相关立法条文及环境法学者对之高度一致的解释来看，这一原则的确立之意在于强调事先预防胜过事后治理，并不涉及科学不确定性及风险问题。立法者根本不可能在授权时预先确定防范措施的适用条件，甚至不能预先确定行政机关可能需要采取哪些防范措施。

而这就意味着，立法者授权规制机关在不确定性面前做出自己的预测和判断，在未来不确定性的范围之内，规制机关的任何预测和判断都至少在形式上都是合法的。在行政法治算不上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出现多种旨在保证行政服从法律的方法和技术。

——事实上，风险预防原则直到最近二十余年才在政府规制领域引起广泛关注。法律规范不仅包括规则，还包括原则。

而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消极后果不断呈现，前述能够自主行动并为自己行为后果负全部责任的、抽象的人的形象受到了批判，法律对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关注不断增加，承认了弱而愚的人的存在。在这个层面展开的研究当然有其重要意义

[8]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四）沉寂的宪法审查与宪法实践性的匮乏在公权力领域，宪法的直接功能在于规范与控制公权力的运行。这样修改，表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比较集中、完善地表述了党的基本路线。学术界有一种主张，认为82宪法是制宪权的运用，但多数学者认为82宪法属于宪法的全面修改而非宪法制定。

（三）在社会治理中实现依宪执政的制度化、法律化30年来宪法发展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执政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尊重宪法，那么宪政的实施就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中，我们不能只考虑宪法中规定的自治权的因素，同时也要强调对其前提——国家意识、国家观念、国家利益等核心价值，加强国家体意识，充分发挥宪法在国家统一与稳定方面的功能。

在魏玛宪法精神的鼓舞下，人类曾经探索和平的治理模式，但时间非常短暂，宪法治理的雏形被国家主义、法西斯统治所取代，被工具化的宪法无法防止世界范围内战争的爆发。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30年来，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中，82宪法成为国家生活的重要内容，奠定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基础，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与目标，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四是对宪法表面尊重实际疏远，刻意与宪法保持距离等。

[7]宪法还明确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这些规定都是在总结历史教训、出于对人的主体性尊重的基础上做出的。[20]《人民日报》1992年12月5日社论。[15]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只有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项基本制度和体制，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

【摘要】30年来，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中，1982年宪法成为国家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奠定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基础，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与目标，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19]《习近平：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载新华网2010年9月1日。

宪法实施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种公共生活，或者说为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提供一种合理性与期待性，因而宪法意识对于宪法实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历史上，17、18世纪宪法的产生与发展注入了人类社会新的理念与智慧。

实际上，对于民众的参与、表达等维权行为，应当站在宪法的高度认真对待，通过合宪的程序解决。世界与中国构成了中国宪法迈向现代治理模式的背景和框架，其蕴含的价值、内容与变化成为社会管理活动不可缺少的要素。